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境外机构投资者可能基于国际ESG标准与持股偏好对企业ESG表现提出更高要求，这能否对当前非刚性的ESG制度环境构成有益补充尚不明晰。因此，本文以2009—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Ols的回归方法，展开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1）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提高企业ESG表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具体通过降低管理层短视、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提高了企业ESG表现；（3）分析师关注、媒体监督以及政府约束强化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4）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通过提高ESG表现，能够进一步助力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水平。在中国ESG制度非刚性背景下，未来应持续完善资本市场开放的有关机制，并充分发挥分析师、媒体、政府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提升作用，从而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治理作用。

环境监管是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绿色创新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主要城市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及调节效应模型考察晋升压力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并未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仅对绿色创新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激发了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2）晋升压力正向调节环境监管与绿色创新数量的关系，加剧了绿色创新“泡沫”现象；（3）环境监管对绿色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集中于重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其对高城镇化地区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增量提质效果，但晋升压力未发挥有效调节作用；（4）环境监管通过产业转移作用于绿色创新，并带来边界污染问题，而中央垂直监管有利于削弱绿色创新“泡沫”。本文深化了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创新的研究范畴和边界条件，为现有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为环境监管政策优化和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启示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该影响过程中存在的双重外部性问题需借助环境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将环境规制、绿色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探寻有效解决环境问题之道意义重大。本文采用2010—2021年长江经济带11省份数据，在考察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数量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2）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质量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跨越U型关系的拐点后，其能够有效促进绿色专利产出质量提升。（3）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影响绿色专利产出数量与质量过程中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弥补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专利产出影响研究领域的理论研究不足，对平衡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产业链存在大量断点、堵点、痛点，关键环节国产替代率低等问题日益突显，如何推动那些在细分领域拥有“绝活”的专精特新企业快速嵌入产业链，并在赋能产业链的同时企业自身实现高质量成长，这已然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企业成长理论，以产业链双向赋能为研究视角，本文对2家典型的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双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和Nvivo软件对案例资料进行编码处理，旨在探索专精特新企业螺旋式高质量成长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成长过程包括精准定位、高度耦合、关联拓展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产业链赋能视角下补链机制与强链机制协同演化，形成一个水平与垂直方向均上升的螺旋式高质量成长路径，它们环环相扣、逐层递进。为在“质”和“量”方面获得高质量成长，企业每个阶段均需要对资源编排各维度进行部署。总体来看，资源结构化在所有阶段的重要性程度均很高，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的重要性则伴随阶段演进逐步提高。本文不仅对企业高质量成长研究进行了中国情境下的理论深化，同时考量了补链机制和强链机制间关系，拓展了产业链赋能在新形势下的适用情境与边界。研究结论对专精特新企业在产业链发挥关键性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裂变作为从在位企业衍生出新创企业的组织变革过程，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战略。在当今动态复杂环境中，在位企业能否通过裂变式发展实现利用式和探索式并举的创新双元性，是确保其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机会—动机—能力理论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在位企业裂变过程中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多条路径。研究发现，在位企业外部的政策机会和市场机会、多元化战略动机和组织重构动机以及资源获取能力和网络能力六个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交互作用，其联动效应会对创新双元性产生影响。就单个条件而言，在位企业自身能力的强弱作为实现创新双元性的关键条件，与其他条件联合作用下形成了实现创新双元性的三条“殊途同归”路径：面临充裕市场机会时积极布局并充分运用自身能力的多元均衡型，在外部机会匮乏时依靠自身强大能力禀赋的能力驱动型，以及在政策和市场机会均充裕时聚焦主业并凭借自身能力抓住机遇的风口抢占型。而当在位企业自身能力较弱时，即便有强烈的多元化战略动机与组织重构动机，或者即便处于机会充裕的情境中，也都会因掣肘于能力短板而难以实现创新双元性。研究通过明晰在位企业实现创新双元性与否的前因条件及其组合效应，为推进企业裂变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路径指导。

政府数据开放是数据要素供给的必要举措，依托政府数据开放以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是释放数据红利的重要路径和体现。本文以政府数据开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检验数据要素供给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政府数据开放为代表的数据要素供给能够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强化人才集聚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进而提升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数据开放质量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政府数据开放提高了城市创业质量。本文丰富了数据要素供给的经济效应研究，阐明了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逻辑机理，为增强政府数据开放对城市创业的正向激励效应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以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本文基于演化博弈理论，运用Matlab软件对创新主体在不同参量变化下的策略选择进行仿真分析，揭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动态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政府参与意愿是影响创新联合体成员合作的重要因素，且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提升科技领军企业的参与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成员单位的积极性，提升成员单位的参与意愿对政府和科技领军企业的策略选择几乎没有影响；（2）相比激励机制，合理的惩罚机制更能有效促进创新联合体各主体持续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积极性；（3）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对创新联合体持续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且对科技领军企业的影响更加突出；（4）当创新联合体各主体均选择积极策略时，科技领军企业参与意愿随着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成功概率增加而增加；但仅有一方积极创新时，另一方不会选择积极创新，且政府不会选择高度参与支持的策略。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有为政府、健全有效市场、培育有力主体、构建有容社会四位一体的协同体系，赋能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激发多元主体创新活力，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新动能。

在数字化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大数据战略与城市新质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对释放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9—2021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大数据战略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战略可以显著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并且上述政策效果有明显区域性及实施时序差异，具体来看，在我国东部地区，该政策的促进作用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对于先行城市而言，政策的提升效果比后发城市更为显著。作用机制研究显示，知识溢出是大数据战略对城市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的重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分析得出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上结论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借鉴，也为推进我国大数据战略发展，实现“数字中国”“数据强国”目标提供了实证支撑。

在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指导下，企业如何构建组织身份的困境，已经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某重汽为研究对象，基于意义建构理论和认知图式理论解构其组织身份变革过程。研究发现：（1）组织身份遵循着“设定目标-感知问题-身份响应”三个环节的意义建构过程，意义建构具有扫描组织内外环境资源和指导设想到认知转化两个功能；（2）身份认知图式是组织身份变革的逻辑起点，随着身份认知图式丰富度与关联度逐步提高，其为企业提供新的组织身份更加清晰具体；（3）一体化组织身份变革呈现出从“单点一体化组织身份”到“全链一体化组织身份”再到“多维一体化组织身份”的路径跃迁。以上结论为一体化过程中企业组织身份变革机理模型构建提供了依据，丰富了意义建构理论、组织身份变革理论对一体化的理论解释，有助于理解和深化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发展的内在规律。

数智时代背景下构建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是我国实现产业链安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资源协奏理论，对三一集团进行纵向案例研究，探索数智赋能、资源协奏与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数智技术具有提升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的立体赋能作用，产生组织破壁、跨界融合和动态调适的赋能效应；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构建的不同阶段采用异质性资源协奏方式。资源协奏作为企业主动管理资源能力的行为，依次通过“整机切入+高度灵活性”拼凑方式、“战略合作+纵向一体化”整合方式和“完善生态+立体化共演”协奏方式实现产业链生态正反馈循环；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经历了“由点到网”的演化过程。链主企业通过点式突破、链式协同和生态融通三种模式，形成面向产业链生态的技术创新驱动力、产品市场引导力和资源整合协同力。本研究揭示了数智赋能下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演化的资源协奏机理，为产业链数智化转型、资源动态管理和链主企业生态主导力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